深度关注 | 防范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绑架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江苏省高邮市纪委监委将工程建设招投标、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作为查处重点，深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图为近日，该市纪委监委第七审查调查室就扬州化工投资公司相关人员受贿行贿案件召开案情分析会。谭倩 摄
9月23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陈昌被“双开”，通报指出其“甘于被‘围猎’”，大搞权钱交易；9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员何美华被“双开”，通报指出其“‘亲’‘清’不分，甘于被‘围猎’”；之前，海南省儋州市委原常委、市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易向阳被“双开”，通报指出其“面对‘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抵挡不住诱惑，蜕化变质”……近期，纪检监察机关连续通报典型案例，释放严防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绑架的强烈信号。
当前，腐蚀和反腐蚀斗争依然严峻复杂，高压态势和顶风作案并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风险挑战和腐败问题关联。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和绑架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
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围猎”领导干部,是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
今年1月，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宋建基被公布开除党籍，纪检监察机关的通报措辞极为严厉，直指其“利用监管职权谋取私利，与不法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捆绑利益，甘当‘内鬼’”。
此后披露的案情显示，在不法金融集团有组织、有预谋、分层级的拉拢腐蚀下，原内蒙古银监局领导班子集体沦陷，毫无忌惮收受、索要股权、房产、现金和各种贵重物品，共计折合人民币7亿余元。时任包商银行董事长李镇西在多个场合表示：“领导，我们跟随你，你给我们撑住腰，我们在前面冲，等老了我们一块玩。”意思是，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包商银行“搞好了”，银监局领导也会有回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决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问题。在已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例中，往往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为了个人仕途升迁搞利益输送；有的民营企业主在掌握经济权力后，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围猎”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形成利益集团。一些领导干部被不法分子“围猎”，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又同不法分子结成利益集团，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围猎”领导干部，是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大量案例表明，在复杂的外部条件下，针对领导干部无所不用其极的“围猎”，是造成一些人被拖下水、在违纪违法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的直接原因。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无论是总体数量、行政级别、案件情节，还是涉及领域、社会影响，无不凸显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问题之突出。如果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势必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情谊投资、私人定制、迂回包抄……利益集团“花式围猎”领导干部，滋生腐败问题，践踏公平正义
从现实情形看，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主要有以下几种伎俩——
一是直接交易型，表现为常见的“权权、权钱、权色”交易，领导干部心甘情愿为利益集团所俘获。一些被通报“甘于被‘围猎’”的落马干部即是典型。二是情谊投资型，利益集团从细微之处入手、从日常生活出发，逐步对领导干部开展情谊投资，伺机谋求不正当利益，“温水煮青蛙”是其鲜明特征。如川煤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阿多，因商人老板故事讲得感人，认为其重情重义，视之为兄弟，结果陷入其圈套。三是私人定制型。利益集团事先摸清领导干部的个人偏好或特殊嗜好，有针对性地进行“围猎”。如广东省中山市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余锡盆和妻子喜好外出旅游，老板便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的旅行团，一应解决往返机票、酒店住宿、吃喝玩乐等费用，对其妻子看中的奢侈品悉数买单。贴心攻势下，余锡盆陷入深渊而不自知。四是迂回包抄型。一些领导干部抗诱惑能力较强，或难以直接接触，利益集团便迂回“围猎”，先俘获领导干部身边人，再借助他们谋求不正当利益。
利益集团如此挖空心思“围猎”领导干部，主要还是盯上了其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试图攫取更大的利益。一些领导干部在“花式围猎”中愈陷愈深，有的成为商人口中的“老大”或“大哥”，有的商人成为领导干部眼中的“自己人”。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就在你来我往中暗地进行。
从查处的案例看，权力和资本相互勾兑，不仅滋生腐败问题，污染政治生态，还破坏社会公平公正，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如安徽省蚌埠市招标采购管理局原局长赵明伟与个体商人串通，一个前台“拉生意”，一个后台“开绿灯”，赵明伟从中收受巨额好处。为增加自己属意企业的中标概率，赵明伟改公开招标为邀请招标，精准设定层层关卡，故意将有实力的企业排除在邀请招标之外。
此外，利益集团还违规干预司法、妨碍行政执法，践踏社会公平正义，使公众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严肃性产生怀疑。
权力寻租，内外勾结形成利益集团，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打折扣
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一种亟待关注的现象：权力寻租，内外勾结形成利益集团，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政商勾结、暗通款曲中被打折扣、搞变通，党的原则、国家的制度在不动声色的利益输送中被渗透侵蚀。
“感觉到跟我们两个是连体人一样。我觉得像信自己一样地相信他。”青海省原副省长、海西州委原书记文国栋，如是形容自己和不法企业主马少伟之间的扭曲关系。二人所谓的朋友交情，实际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就是一种权钱交易：马少伟送钱谋求支持，文国栋则利用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政商勾结的背后，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阳奉阴违。早在2014年8月、9月，党中央就明确要求，坚决制止木里矿区破坏式开采。然而，在文国栋的支持关照下，马少伟的公司非法开采愈演愈烈，致使木里矿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与党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
同样，在不法金融集团和包商银行的深度腐蚀“围猎”下，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落实党中央金融工作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放弃监守职责”。在明知包商银行不符合城商行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制度规定情况下，薛纪宁仍要求原内蒙古银监局向原银监会上报了同意意见，使得包商银行成功设立深圳、成都、北京分行。薛纪宁在接受审查调查时交代：“没有我们推动，包商银行怎么能在区外设分行呢？就是想扩张，仅限于内蒙古，它发展不了那么快，因为内蒙古的盘子就这么大。”薛纪宁还纵容包商银行部分总部职能外迁，形成北京、包头“双总部”模式，造成监管“真空”。他事后忏悔说：“‘双总部’这个事我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后果是严重的，背后也有利益……‘双总部’的问题没有对党的事业负责。”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资本腐蚀“围猎”干部，党员干部与利益集团结合，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势必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
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纪检监察机关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意识，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查清腐败背后的政治问题，严惩对党不忠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时刻防范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并且在通报中首先把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列出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局原分党组书记、局长袁昌模“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造成严重后果”，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赵卫东“政治意识淡漠，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这样的“病历本”也警示领导干部，必须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决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另搞一套。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绑架领导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并要求领导干部“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时刻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领导干部必须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沦为利益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在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搭建“防火墙”。一些地方推动制定政商交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督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开发、执纪执法、司法活动等事项登记备案制度。江西省南昌市纪委监委督促深化政务公开，提高政府重大投资项目、政府采购、产业引导资金分配等领域透明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防止只惩戒受贿者却让行贿者逍遥法外的现象。一些利益集团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根据职能职责严肃惩治行贿行为。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对巨额行贿、多头多次行贿，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严肃惩处。江苏省纪委监委制定出台《关于加强“受贿行贿一起查”工作的意见》及配套方案，要求发挥纪委监委职能，严肃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的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实行动态管理和联合惩戒。陕西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各职能部门将行贿人“黑名单”作为公共资源交易准入、企业资质审查的重要依据。湖南明确对“黑名单”里的对象，采取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财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管理、提高贷款利率等措施联合惩戒。
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促使其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云南推进宣传与审查调查工作协同联动，对重大典型案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推出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开尔行贿记》等，充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中国廉政法纪网摘编：任薏宏 |
